Wanted and Arrested (wrote in May 2008 and March 2011)

這個事件的描述有點長。事情是發生在 May 3 2008 那一天傍晚,經歷了在桃園機場被當作通緝犯逮捕,然後一直到半夜才從台北地檢署羈押室被老公保釋出來而回到親戚家,而這是這整件事情的開端。

話說在經過半年多與指導教授的拉鋸爭執後,終於在 April 2008 完成 Ph.D. dissertation and defense,然後趕在期限內交上改好的論文定稿而順利畢業,由於老公趕著要到澳洲工作,而已經四年多沒回台灣的我想在去澳洲前回去看一下爸媽,所以我們只花了一個多禮拜日夜打包收拾及送掉所有有用東西後就匆匆離開美國回台灣了。

那時候的我是興奮的、充滿熱情的、對未來生活充滿希望的,同時還對好好繼續做研究充滿信心,所以即使是疲憊的,傍晚五點多在桃園機場下機後,我和老公是一起開心的走向入境的海關,不過接著就聽到我是通緝犯這個令人驚訝的消息,但是原因不明。接著就被航警帶往航警小隊辦公室,花了好些時間問了我的個人詳細資料以後,就被戴上手銬走進入境大廳,然後押往桃園航警局,而老公這時候是不能陪我的,他只好一個人帶著我們兩個人的四大件行李及兩個背包往台北投奔姊姊家。

桃園航警局的辦公室是那種很大一間的,裡面一堆桌子,各個警員有自己的桌子,而像我一樣的「犯人」就被銬在一個長條椅子後面的牆壁上,然後就是等待及等待,這時候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被逮捕,因為沒有一個警察願意告訴我,也一直沒聽到 "You are under arrest for the _______ of __________ and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If you give up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used against you. You have the right to an attorney...if you cannot afford an attorney, one will be appointed to you by a court of law. Do you understand these rights?" 的中文版敘述就被抓了及押到這裡等了不知道多久,無力的看著蚊子在我四周飛舞,接著就是另一名警員帶我進去蓋雙手的所有指紋及掌紋,同時還胸前掛上寫有名字的牌子,並留下正面及左右各 45度角的側面犯人照,然後又被送到外面繼續銬在牆上。接著就有一個警察在距我十幾公尺的桌子前大聲問我的個人資料,這讓我覺得非常羞辱,所有在這間大辦公室的警察及犯人及任何其他人都可以知道我的名字、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以及戶籍地等個人資料,我有些屈辱的想:「 為什麼一定要我在眾多警察及其他被逮捕者前面大聲說出自己的個人資料?難道我真的是十惡不赦的壞人嗎? 為什麼不能留給我一些隱私呢?」繼續又蓋了更多的手印,然後又被銬到牆壁上,過了一會, 就和其他被逮捕者一起坐著警備車前往目的地 - 台北地檢署,當然囉,在警備車上面也是被銬在粗粗的鐵扶手上。

在被逮捕後大約四個小時,終於被送到台北地檢署,不知道是不是把每個被捕者都當作是壞人, 北檢的警察兇兇的罵我,茫然無措的我乖乖的把口袋裡所有的東西掏出來放在桌上, 警察把裝有零錢的小錢包還給我,然後就把我關到已經關有其他被捕者的收押牢裡,在被關進去前,我曾經請求警察讓我去上個廁所, 不過警察卻兇兇的指著裡面半開放式僅有矮牆的廁所,我張口結舌的看著那個一點都沒有隱私也沒有衛生紙的廁所,為難得很,但是好像沒有選擇。

在狹小的牢房裡,我乖乖坐在長長的石椅上,看著四周飛舞的蚊子,用外套緊緊的包著自己,陸續的有女性犯人被關進來,有一個人身上還好多瘀青,同時還和警察大吵。在餵了大概一小時的蚊子後,執勤檢察官終於傳喚我了。

檢察官一開口,我才終於知道我為什麼會被告,原來是因為 1999 年我還在綠黨時,綠黨對一位選上後就幾乎沒有出席議會的失職台北市顏姓市議員提出批判的事件,由於我那時候是綠黨的名義召集人,所以就列名在新聞稿上,然後那位市議員在 2006 年競選連任時有人拿此事攻擊她,而新聞就連到綠黨的新聞稿,這位市議員惱羞成怒之下就控告在 ptt 攻擊她的鄉民以及我,「轟」,好像一聲響雷炸的我頓時失了神,沒想到竟然是這件事,聽到心中有碎裂的聲音,不能相信的是,一個號稱自由民主的台灣,一個大權在握的市議員, 竟然不准別人對其失職行為提出批判?更何況我離開台灣已經將近八年了,在美國過的是與人無爭、 隱居在學術象牙塔裡的生活,早就不碰政事了,沒想到竟然會被告。

被告也就算了,為什麼會變成通緝犯?我發現檢察官要我簽名的單子上寫著一個我已經遷出超過八年的住址 (ps. 那時候為了綠黨選舉事宜,我曾經遷戶籍到台北市萬華,但在2000 年就遷回台南了),我當庭向檢察官糾正,她也紀錄下來了。後來我透過綠黨問過那個住址的住戶 (ps. 綠黨黨員),該住戶過去幾年一直向地檢署及遞交出庭通知書的警察宣稱我早就遷出,但是檢察官就是堅持要送到那裡,警察甚至就將那個通知書貼在大門上當作已通知到我,我自然是一直都不知道這件事,所以就好像是我故意不出庭,然後就被通緝了,才會在一入國門就被逮捕。事後所有到台北地檢署出席三次偵查庭的出庭通知書及最後的不起訴書,檢察官都堅持要將他們寄到那個早就與我無關的地方,而且我每次出庭都向檢察官糾正一次,律師也寫在答辯書裡,但是一點都無法改變檢察官的意志,而且檢察官還對於讓我變成通緝犯無任何歉意,認為是我自己的問題。

最後檢察官宣布讓我以一萬元交保候傳,被帶到關著要被交保者的牢中, 顫抖著拿著零錢撥電話給在台北的親人,當親人的聲音自電話那端傳來,我再也忍不住了,淚就流下來了。

在與手銬、警察、蚊子為伍六個鐘頭後 (i.e. 半夜十二點左右),老公終於得以將我保釋出來。之後我哀傷的無法成眠,被逮捕的驚嚇以及對台灣的失望讓我一直做惡夢及流淚。

三次的偵查庭,前兩次只有我和律師出席,包括律師和我自己,都被檢察官嘲笑,檢察官甚至說像我這樣子的人沒有資格念博士。第三次偵查庭連原告及其律師也出庭了,那個市議員不但當場撒謊,更驕傲的說其他批評她的人都已經公開登報道歉,所以我及綠黨亦當如是,除此之外,她還盛氣凌人的罵我及我的律師,而她的支持者也在網路論壇上攻訐抹黑我。

老公六月初就得先到澳洲開始工作,因為已經為了等我的博士論文而晚了半年,不能再拖了,不然計畫就做不出來了。我則是悶在台南的家裡,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除了家人以外,沒有和任何非司法相關朋友碰面,那段時間裡,自暴自棄的想說未來就去做個掃廁所的清潔工好了。到了七月時,我只想逃離台灣,也不管案子還未了結,就買了機票衝去澳洲,然後繼續在澳洲過著自我封閉、自暴自棄的生活。

其實除了第一天的驚嚇及羞辱以及之後偵查庭被嘲笑及辱罵的屈辱,我本來不知道這件事會讓我精神受創這麼嚴重,甚至出現憂鬱症的症狀,還好沒有做出任何不可挽回的事情。在澳洲的生活,剛開始的兩年是一直處在不願和任何人接觸、總是面無表情的擺出一副生人無近的臉孔之生活中度過,私下還會不時的哭泣或是對老公發脾氣 (ps. 前半年幾乎眼睛隨時都是紅腫的),當然就更無心於任何學術相關事項。經過兩年半多的舔嗜傷口,才讓我漸漸恢復笑容,現在或許情況好多了,但是畢業後最重要的三年也快過去了,我卻在自暴自棄中一事無成,很徬徨,不知道未來要怎麼走。

嗯,這就是該事件如何影響我過去這兩年半多的生活,或許這樣的事情不是件大事,我也不知道我會這麼脆弱,但是影響就是產生了。或許是離開社運團體過安逸的日子太久了,我對突發狀況的耐受力變差了;或許是因為事件發生當下的心情落差太大了,讓我無法調適;或許是因為用言論攻擊我的人,是那些自稱愛台灣又重視言論自由的人,結果卻用雙重標準來看待這件事;也或許是因為以前在美國一起參與台灣學生社活動的好朋友,在這個事件中對我的不信任及懷疑讓我很受傷。不過不管怎麼樣,我都要努力找回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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